魔术河流 (第2/7页)

方。我常常一坐就是一上午。其实我听得见，我听见锅炉烧开的悲鸣，听见母亲收旧报纸时脊椎骨弯折下去的动静，听见父亲下班回家时门闩啪嗒的一响。那门闩每响一次，我的心就被提起来，眼前全是谢廖沙血肉模糊的手掌…我痛恨我的感官。我痛恨我还能看、还能听，还能想。我只期待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沃尔夫科维奇·斯米尔诺夫。他在大学里教哲学，一开始，我叫他斯米尔诺夫教授。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和我父亲说话，我的母亲，还有他。他的个子很高，与极瘦的身型不相称，穿旧了的大衣像直愣愣挂在骨架上。这块地方的人都喊他白痴，因为他经常做出些古怪的事来。斯米尔诺夫独身，不超过三十岁，过得很清贫，却大把大把地将卢布接济给其他穷人。

    我母亲就是这么认识他的：一两句乞讨时候用的可怜话，虚构的饥荒，不存在的重病女儿，这些真真假假的宣言合并在一起，足以让好心肠的年轻人按月送来火腿和奶酪。他很安静，面容清秀，而且从不多说话，总是放下东西就走开。也有时候是钱，它被摊在柜子的高处，作为是我们一家谎言的铁证。我们默契地不去触碰它，仿佛那是一块炭火。我偶尔会听到母亲说：“这些东西就算留给那个年轻人，他一个人也用不完。”我不喜欢她说这种话，却在晚餐时大口大口喝下放了肉的玉米粥，同时替自己的同流合污感到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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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的原委，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没有人想细究这沉默是否全然货真价实。关于家里陡然增加的食物，他仿佛毫无察觉，却每每于斯米尔诺夫进门时将杂乱的短发向后压实，破了几个洞的衣领也煞有介事地竖起来。他这么做，有一大半是由于斯米尔诺夫遇到他时，以“费奥多罗·阿布拉莫维奇”称呼他——平日里，我们没人叫他的父名，对我父亲的敬称早已随着我们一家人对他尊敬的消逝而消亡。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年谢肉节，舒拉的未婚妻一家人照习俗要来吃煎薄饼。这人数上算不上庞大的变动成了我们一家人心中最鲜活的盼头，作为最小的女儿，我自愿承担了以父亲生病为由向斯米尔诺夫先生要钱的任务。对节日的向往冲淡了我对于撒谎的愧疚，我甚至忘记了我是个很糟糕的诈骗犯。

    我找到他的公寓，开始结结巴巴地陈述一些不成逻辑的鬼话。斯米尔诺夫颜色很淡的灰眼睛望着我，他没说话，可我压根没法和他对视。愧怍把我的心填满了。“对不起，”我说，“我不该骗您，教授。”我一股脑地把真相告诉了他，却没勇气念出他的名字，我想他一定很生气，无论如何，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