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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去了这个新介绍的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那一个八月的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跟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每个星期都会约会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车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显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点菜的时候只说法文，我都要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了，可是他教带来的女孩子字正腔圆的汉语。

老板的女儿在日内瓦学医，每个周末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店里帮忙。她跟我们一样在前面当跑堂，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她不太与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从酒窖里面搬红酒出来，听见她对着电话用法语说：“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孩子我自己也会生下来。”

当然也有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店里吃饭，她们身边可能有各色的外国人，她们点昂贵的酒和食物，她们有的自在，有的颓废，有的有些洋洋自得的声气，还有的比洋人还洋人。

我在那里耽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到了八月底，老板给我结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欧元2400大块。

中国仍没有汇款来，我下学期的学费仍然毫无着落。

我不能再打一个电话去催促我的母亲了，我于是盘算着要准备怎样的一副说辞给学校，请他们允许我可以先上课，然后稍后缴费。

为这些事情发起愁来，我会整夜的失眠，我在炎热的夜里独自一个人睁着眼睛发呆，汗流浃背。

院子里不知道何时停留了几只流浪的野猫，阿拉伯女人回来的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