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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预见明军的失败，因此不愿出兵相助，为保国家社稷，则欲讨好努尔哈赤。

相反，士大夫们对明朝充满信心，大明与朝鲜之间的君臣之义，加上壬辰倭乱时大明对朝鲜的再造之恩，群臣皆愿意无条件支持大明，亦反对与努尔哈赤有任何书信往来。

虽然光海君私下认为“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而剿灭”，惧怕努尔哈赤报复，但又不敢拒绝明朝的要求，于是采取敷衍、拖延之策，建议明军“但当陈兵练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作为，相机而动”。，

并且只答应将军队开到义州等边境地区。但是，在明军主帅、20年前有恩德于朝鲜的辽东经略杨镐的严厉申斥下，朝鲜还是不得不派出了一万三千军队，由都元帅姜弘立统领，前往助战。

1619年3月，萨尔浒之战爆发，一万三千名朝鲜士兵度过鸭绿江到达辽东，却在深河之战中惨败。

由于光海君“实无战功之意”，在战前密谕朝鲜军队“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所以只有左营将军金应河力战而死，指挥使姜弘立（之后姜弘立（1560-1627）背叛朝鲜，入女真阵营）与3000名幸存士兵被俘。

努尔哈赤几番致信朝鲜，表示愿意和睦相处，并要求朝鲜协助后金共同对抗大明，甚至要朝鲜在大明与后金中二选其一。

特别是1621年后，后金攻陷沈阳与辽阳，阻断了大明与朝鲜之间的通路，努尔哈赤开始以更高的姿态对朝鲜致书笼络，称“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

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对朝鲜表现出宽容，意在要求朝鲜的合作。对此，光海君与备边司（壬辰倭乱之后，备边司代替了议政府的角色）为代表的群臣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前者一意孤行主张顺从努尔哈赤，后者反对并主张无视努尔哈赤的信件。

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协商，终于暂时缓和了与后金之间的冲突。

对于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