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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但是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最不爱钱，最不在乎，人民币对于我们简直是除了做喝茶聊天的谈资、熄灯上床后的抱怨以外可有可无的存在，我们每个月享受着远在老家和我们隔着一千多公里的父母打到卡上不算丰裕但也绝不寒碜的生活费，从楼下的助困小店买三四串的关东煮，偶尔捎带一个三块钱的巧乐兹，巧克力味或者草莓味，苌夕为了支持陆盛繁还会买一个比巧乐兹贵出一块钱的可爱多，一边吸着凉气咬可爱多一边说，“不但比巧乐兹贵还比巧乐兹难吃，如果不是为了支持繁繁，鬼才买它！”

按照常理，根据套路，这样回忆感慨一番后，接下来我恐怕就会说多年后我和苌夕是如何地迷失本心沉迷金钱不可自拔，但是令众看客失望的是，即便是多年以后，我们也没有爱钱如命，相反我们更加豁达。

豁达到，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在深夜的地铁站里，在江宁零下三度的冬夜气温里，打着摆子颤着牙齿对苌夕说，“际涯更够给你买的别墅，更够给你买的车子，能够像发鹅卵石一样批发给你的钻石，我统统没有，我现在浑身上下所有的现金加起来不超过一百块。你走不走？”

头顶上方的电子屏幕上，闪烁着“地铁即将到达”的红字。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江宁住了五年，我用“住”这个字而不是说“呆”，是因为这五年我们和江宁发生了真真切切斩不断理还乱的亲密联系，我们在它的街头迷过路，在它的学校里上过课，还在这里领到了我们作为十八岁成年公民社会主义一份子的社保卡，更在这里，像傣族人民过泼水节似的，用我们的爱与恨，亲情与友情，理想和希望，把各自淋得湿透，像极了一场马拉松后浑身淋漓汗流浃背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够清楚明白地知道，即将到来的这趟地铁，是江宁晚间的最后一趟地铁。我也知道，际涯正在赶来的路上，他的那辆保时捷风驰电掣，如果配上特效就该是轮胎把地面压出火花的刺激场景。

而我面前的苌夕呢，也是二十三岁的样子，脑袋上还缠着纱布，蓝色条纹的病号服外面穿了一件黑色羽绒服，赤着脚穿了一双人字拖，她以这副古怪打扮坐在地铁站的长凳上，看着空荡荡的前方说，“阔恩桑，你是说那个哥哥会给我买很多东西吗？可是那些东西我都用不着呀。”

地铁呼啸着停下，苌夕站起来对我说，“上车吧，阔恩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