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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就两清了。”

北京的钟点工，一小时大概是二十元。季晓鸥给的时薪，快赶上写字楼里的白领了。但湛羽显然对劳动力的价格体系不很熟悉，对季晓鸥的提议，他欣然接受，笑着点点头，露出一点儿白白的齿尖。

关于湛羽妈妈的状况，季晓鸥自父母处得到的回答，却不能让她满意。

季兆林说：“这个事情比较复杂。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又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病的成因，事后很难去追究责任。而且病人的素质良莠不齐，不是人人都能讲得通道理，那种情况下自然救命要紧，说太多不是添乱吗？医生有医生的难处，政府有政府的难处，你们不懂。”

季晓鸥不解：“就算为了救命，患者总有知情的权利吧？在死里逃生和生不如死之间，他们总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吧？这是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好吧，也许您说得对，可是政府和社会总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他们渡过现在的难关吧？”

赵亚敏瞪起眼睛：“你成天除了瞎嘚嘚还懂什么？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怎么会想起来问这个？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少跟教会那帮老太太瞎混……”

得，又来了。季晓鸥自知不是母亲的对手，叹口气落荒而逃，只得自己想办法寻找答案。

然而网上搜寻来的资料和照片，更令季晓鸥触目惊心。

当年让人谈之色变的四个字母，S-A-R-S，已经被人遗忘，几乎遗忘得干干净净。可是却有这样一群人，依旧生活在SARS的阴影下。

大剂量激素治疗之后，股骨头坏死、肺部纤维化、精神抑郁症，完全失去工作能力，无止境的治疗和精神压力，让他们变成与世隔绝的“非典后”小圈子，媒体无法充分介入，社会救助力量无法接近。

最让季晓鸥吃惊的，却是一个患者患病前后的两张对比照片。那张摄于千禧年的老照片，背景是北海公园的白塔，照片中的女人穿着一件湖蓝色的无袖连衣裙，肤色白皙，双颊丰润，浓眉长睫，眼窝深深，颇有点儿像八十年代一个叫张力维的女演员。而那张患病后的照片，虽然其中的关键地方已经做了模糊处理，季晓鸥还是一眼就认出，照片中凌乱不堪的室内环境，就是湛羽的家；照片中那瘦弱枯槁的女人，就是湛羽的妈妈。她的名字，叫李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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