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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片语中的不对劲——记者不是正常采访就行了么，为什么说话这么像龇牙咧嘴的黑社会？

后来她帮他写稿时，发现他□□有人发来信息：“事情怎么样了？”“他们要是不答应，咋们搞到他身败名裂。”

官微微当了25年的良民，平时遵纪守法，乍看到这样的信息，当场拉了袁平过来问清楚。对方满不在乎地说：“我朋友开玩笑的，我一记者，还能不明白法律的重要性吗？放心，什么都不会做的。”官微微将信将疑、夜不能寐，再结合他前阵子那几天神神秘秘地电话，心中的不安不断扩大。

担惊受怕了好几天，终于在袁平带着她出去旅游几天后打消了顾虑——都有心思旅游，应该是没事了吧？当时抱着这种念头，她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跟袁平安安心心地休年假了。

一连过了很多天都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她被蹲守在他家门口的人抓着袖子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才知道这事情根本没算完！

那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袁平的住址，但偏偏运气不好，那几天他正好出差。他在门口蹲了几天，没蹲到人，只好把正好去取东西的官微微当成了出气筒。

不见兔子这鹰也忍不住要撒了，他抓着官微微控诉，不停地说自己平时都是在厂里都守规合法，恪尽职守检查每一批次的玩具，只有那一次小孩生病了才疏忽，导致不合格的商品流向市场。

更糟糕的是，这其中有一个玩具导致小孩腿部被伤，行动受影响。这时有两个记者联系厂长，威胁说不给钱就曝光他们。厂长勃然大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辞退了眼前这位质量监管员。

这位倒霉的质量监管员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刚出生嗷嗷待哺的婴儿，一大家子都等着他来养。这件事情或多或少和袁平有些关系，难过和无能为力混杂在一起，让官微微觉得自己像是被随意糊弄的傻子。

她去找袁平对质，吵的昏天暗地，印象中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大的分歧。

其实从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来，两人不是一路人，但后来袁平主动找她道歉，说他已经把报道撤回，并给了工人赔偿，还责怪她为了一个外人居然这样对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