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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你们自己做决定的。可以去做翻译，做外交官，可以当老师教给别人，也可以留学，全凭你们自己选择。”

他不再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捏着一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先来认识一下西文字母。”

一节课下来，学生像是有十万个为什么，把凌彦问得焦头烂额，进度更是才到预期的一半。凌彦夹着书案回到住处，不免抱怨了几句。

吴乐甫正在看报纸，闻言安慰道：“你这不算什么，前次来了位广东的老师，口音严重，学生险些投诉到校长面前。”

“我刚来时受的诘问比你严重，几乎人人问我法律什么用呢。都有这么一遭的。”

凌彦长叹一口气，只得抓紧准备下一节课的教案。

直到凌彦见过一次吴乐甫上课时的装束打扮，才意识到为何学生对自己的衣着反应那么大：他穿着西装三件套，头戴费多拉帽，还佩戴了黑色领带和口袋巾，露出一截怀表链，俨然一个上流绅士模样。

看来去接自己时的打扮都算便装了。凌彦暗暗吐槽。

为着吸取经验，凌彦还蹭了不少其他老师的课。他穿着长衫混在学生中，倒也没有人说什么。校长看上去是位大儒，教的却是化学——凌彦目瞪口呆，敬佩不已。校长脾气和善，讲课也是娓娓道来，春风化雨。相比起来，吴乐甫上课便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他最严禁理智的法律竟然讲的激情四射尽兴时往往要脱了外套，解开袖口，方能快速板书，咬字清晰，旁征博引，挥洒自如，

凌彦只是在下面坐着，都能被他的激情感染，更不必说那帮一点就着的学生了。

好在这些学生只是一腔热血而已，为人并不坏，而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凌彦上了几次课，对于如何抓住他们注意力，如何把握课堂节奏就找到了感觉。做主持人和做老师，某些程度上是相通的。

在凌彦看来，这些热血青年们，用后世的话讲，叫做有些“用力过猛”了。只不过后来这个词用来批评演技，凌彦用在这儿却是褒义。这些青年都是有血有肉，胸怀天下的年轻人，有心报国，但还不具备成熟的眼光，理智的思考，所以一旦有人给他们指出可能的方向，就全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