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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尤其在教育问题上。您看咱们这样聊一下，我就知道您这边的想法是什么，您也知道了我们的想法对吧？毕竟现在时代不同了，教育也不能一刀切对不对？咱们互相理解。我们在穿着打扮的问题上会再多想想，您看行吗？”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宋铭铭还能怎么办？虽然检查是答应写了，可就是觉得被反将了一军。

母女俩走后，宋铭铭跑到陈正那儿大吐苦水：“陈老师！您给评评理，她刚才那是什么意思？‘我是做媒体的’，这是威胁我是不是？做媒体怎么啦！随随便便就能给人扣个大帽子曝光了是吧？连家长都这样，学生能好吗？学生一旦出问题了，不还是要先找我这班主任问责吗？！”

陈正是一个非常老派的教育者，信奉“严师出高徒、高压出精英”，对西式开放教育不屑一顾，因此对宋铭铭的话深表赞同。

“现在的家长就是太惯着孩子！以前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事，当老师的说一不二，家长都安安心心把孩子交给我们，什么都听老师的，不然要学校干吗？”

这一点章心宥深有体会，他虽然不是调皮捣蛋的类型，但从小到大也没少因此而挨尚女士的揍——不管青红皂白，反正被老师批评了就是他不对，揍完了尚女士还要按着他的头去给老师道歉。

“还什么‘安全措施’？您说这是一个母亲应该说的话吗？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未成年小姑娘偷尝禁果去打胎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她就一点不操心？！到时候我看她找不找学校的麻烦、找不找我的麻烦？这班主任真是越来越难当！”

舒星忆的这份特别，除了来自她本身，更多的是来自家长和家庭的教育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舒星忆以及她的家长，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些令人束手无策。

等章心宥自己接手了班主任，他便明白了一点：“每一个‘特别’的学生都是一个潜在的不定因素”。

班主任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成绩的提高，还有学生的安全、心理健康、小团体内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年纪，一点小小的矛盾都有可能成为被敌视、孤立、欺凌的导火索，往大了说，可能造成一辈子的心理伤害。所以在老师的角度看来，自然是希望把坏苗头都掐死在萌芽状态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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