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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溢了出来，带着沿锅被烧干的刺耳响声，他赶紧手忙脚乱关火，移开小锅，拿了抹布擦灶台。这一连串的动作犹如电影里的长镜头般疏离，我仿佛成了一个观众，远远感受着丁予涵琐碎动作下压抑的情感，于是我站起身快步走去他那儿帮他，想竭力拉近与他之间的距离。“哥帮你。”

“不用。”

“阿进心里不好过。他每天还是住在福源里，他还是想大明的。”

“大哥不是成了老板了么？还有什么不好过的呀。”

我苦笑一声，讲：“底下员工骂他外地人，上不了台面。”

小丁捏着抹布不出声。

“管理一个公司也累，样样事情都要他操心。”

“他还在准备那个计划么？”丁予涵咬了咬嘴唇，终于忍不住讲那句话问了出来，“他是不是还喜欢程祝诺？”

程祝诺离开太久，我无法回答他。

程祝诺有一个计划，叫“最伟大的革命”。他的革命理念从误打误撞认识我们四个人开始，终于我们误打误撞知晓他的秘密。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住在20元一晚的招待所，经人介绍去了家饭店做苦力，伺候来往的客人，朱进原本另有打算，谁料他遇见了来饭店吃饭的程祝诺。我仍记得朱进是怎么跟我形容他的：他站在嘈杂的店门口，像误落在闹市区的伤心的水仙花。朱进为了这株水仙每日起早贪黑待在店里，仿佛丢了魂一般就为了再见他一面。他等了许久，终于再次在饭店里见着他，二人萍水相逢，在彼此的生命长河里短暂相遇。后来他出国念书了，朱进再次在弄堂里等他，等着等着，天亮成了天黑，等着等着，瘪三成了富商，等着等着，晚风拂柳笛声残，知交半零落。

面对程祝诺，朱进总是绝望地挣扎于他身体里骄傲与自卑的矛盾二面。他一边鄙夷着被困在阶级壁垒里的商贾名流，一边又唾弃着自己，觉得自己的天赋只是某种一厢情愿。这种矛盾让朱进变得难以琢磨，令他陷入深深自卑着的同时面对上流人士无比驾轻就熟，自然体面。

“我是不是见过你？”那日在妙巴黎面色不豫的张老板今日正在饭店与我们谈笑风生。我搓了搓酒杯，忍不住望向朱进。朱进微微一笑，讲：“城市就这么大，来来去去也就那么几个人，抬头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