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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人简单化的一种理解，你学的是纯理论，在这点上，你该比我更明白才是。”

王铮点点头，有些赧颜说：“但社会文化对我们各个年龄阶段该有的状态总有一套说辞，比如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类，我们生活在其中，很难不受影响。”

“那么你觉得自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徐文耀问。

王铮一愣，随即老实地回答：“不能。”

“那不就是了，孔孟之道隔了两千年，那个时代没有精神分析学，可不意味着，人就被一种思想限制住，是铁板一块，只会按照这个规则生活，是不是？远的不说，我举个例子，文革时候，中学生斗人斗上瘾，专门揪各行各业的领导权威，社会上一片混乱，也没人敢阻拦他们，一时间武斗风起，死了不少精英人才。我们家一家子都是军人，还是小有功勋那种，我爷爷当时作为军区领导人，就被红卫兵盯上了。一群小崽子带着袖章拿着毛主席语录冲进大院要抓我爷爷去游街，你猜怎么着？”

王铮好奇地睁大眼睛，摇了摇头。

“一整个警卫连的人都出来了，个个荷枪实弹，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们都吓住了，我爷爷就坐庭院里，不动声色地装枪，他早年参加革命杀的人可多，气势骇人，震住全场，没人敢上前抓他。后来军区政委们出来了，搬出周总理的指示文件等，半劝半吓，把那帮人给轰走了。”徐文耀笑了笑，摸摸他的头发，说，“那些警卫员们后来跟我们家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我小时候问过他们怕不怕，那种情况下，一开枪就是反革命的大罪。有个叔叔笑着说，怕当然怕，但在自己地盘上把首长让一群毛孩子抓了，那还要不要脸了？我又问，毛主席都说造反有理，你们不是在反对毛主席吗？他笑了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得太远了，管不着我们这边。”

“小铮，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们一块的战友都没人觉着他是错的，人有时候，不是说按着别人的规矩来，别人的规矩是一套说辞，你完全也可以自己弄一套自己的规矩，比如说，三十几岁了照样不压抑自己的情绪，容许自己有伤口，也有软弱的时候，当然哭鼻子之类的，在徐哥面前就好，别人那，还是别表现出来，会被人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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