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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当时是何等的勇气驱使我，使我留下那些话。

等待三年，实在是个过于漫长的时限。

然而，即使是我想去东北。

1936年的那个冬季过去，我丧失了所有机会。

战争的炮火轰击到我赖以生存的地方，整个城市陷入恐慌，我粗略收拾一下行李，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穷困，饥饿与寒冷。

成为了让我最担忧的问题。

直到某日大姨妈来电，说要带我去欧洲避难，我拿着话筒，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想都没想，哽咽着点头。

人生的头十八个年头，我一直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当人生的骤变袭来，我毫不犹豫地躲进在由金钱权势盖起来的楼房。

我带着无比羞愧的心情，飞至欧洲，方才明白，对滨野泽说的所谓的坚守，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我在英国的小洋楼里定居下来，很舒适的豪华楼房，有着宽敞的花园和安静的环境。

我时常惬意得坐在飘散着花香的庭院里，品着下午茶翻阅。

中国的一切，在这个富足的国家里难以察觉到。

大姨妈也很满足，满足于我又变成那个乖巧任她安排的外甥。

可表面的安定很快被积蓄的愧疚和悲伤打破。

我尚且记得，那是1937年的七月中旬，我瞒着大姨妈翻阅有关中国的相关报道。

在一张报纸上赫然看见一句话“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说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过后，日本加紧侵华，不断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荼毒中华人民。

我反复看那篇报道，得知日本军队的猖獗和中国的危机，内心久存的沸腾感一遍遍涌来。不为什么虚伪的借口，只是纯粹的不甘心，不甘任人宰割，不甘，不甘……

我尚年轻，这或许是唯一的原因了。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十三岁那年，走失在疯狂的人群中，无数愤怒的中国人摇着大海报，咆哮，谩骂，抗议，吐沫横飞。

长大后从历史课本上得知，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

老先生的话至今难忘，说发起这场运动的是青年人，青年人年轻因而无畏，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义不容辞，他们是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