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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真是一个很华丽又很悲壮的词。

我第一次觉得，异国文化也有可取之处。

“但愿，也有那么一日，我能去你的家乡看看樱花。”

我随口一说，哪知滨野泽忽然变得很兴奋，说话时，竟然耳根发红，一直红到了脖子，他按住我的肩膀，说：“当然！一定！”

我报以微笑，为了这个日本人的率真。

但实际上，1932年，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份。

随处可见的激流涌动，冲击着传统而封闭的中华文化，惶惶不安的人心，在一场场骤变里痛苦地适应着外来的事物。

我也在夹缝中勉强经营中药房，有时求医的人所带的钱财不足药费的一半，我看着他们干瘦的身躯和可怜的乞求的眼神，浅笑一下，做赔本生意。

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穷人都很不容易。

嚣张的，仅是那些强得骇人，富有得流油却如狼一样争抢弱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特别是战火肆虐之时，恰逢天灾病疫猖獗，仅是把脉针灸就把我累得险些手腕脱臼。

幸好，滨野泽那时陪伴在我的身旁，帮我打理或是医治病人。

不得不说，很多时候，滨野泽表现得比我出色。

这大概是性格所致，滨野泽能以笑面对病人，为他们营造轻松的氛围。

而我，始终笑不起来。

明白弱国的无能，眼睁睁地看同胞们经受折磨，仅有二十二岁的我，时常愁得胸口憋闷。

终有一日成疾，我高烧难忍，治疗途中晕倒。

醒来后，我安睡在几乎已经被我忘却的床褥之中，柔软度恰好，而额头上，是温湿的毛巾。

我正想起身，滨野泽出现了，见我醒来，他目光轻柔许多，上前接过毛巾，又问：“感觉好点了吧？正好，我刚熬了一锅退烧的汤药。”

说罢，滨野泽将我按下，说：“能躺着就别坐着，等等，我这就端药来。”

有滨野泽在，我果真安心多，轻松多了，所以更能真切地感到身上乃至精神上的疲乏。

不多时，滨野泽端来一碗药，我撑起来，瞬间感到全身麻痹，关节处尤为疼痛。

手上无力，我倒下，后脑勺正打在铁石般的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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