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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房间。

陶郁看向对方刚才站的地方，窗台上的空酒瓶被带走了，就像某些不曾出口的话，没留下一点痕迹。

第二天回到上海，简短的闭幕式和午餐后，美方一行人就要启程去机场。陈立同老安德鲁道别，老头拉着他嘀咕了一阵，陈立点点头说：“I‘llthinkaboutit.”（译：我会考虑。）

随后他转向陶郁，两人若无其事地握手道别。一句“保持联系”在嘴里转了一圈，陶郁最终没有说出口，只是简单地道了句“再见”。

陈立笑了笑，拍拍他肩膀。

回程的飞机上，老安德鲁用里程卡升级去了商务舱，陶郁独自留在经济舱一个靠窗的位置。起飞没多久天就黑了，他喝了两杯酒想在路上睡觉，可除了让自己头疼欲裂外，没起到任何作用。

陈立的目光像根软刺扎在心里，他欣赏对方的为人，他们有相似的留学经历，有很多专业话题可聊，陈立的学识和看问题的方式常能给他一些启发，因为这些，他乐于和对方相交，也自以为这种交往被定义在同行和师兄弟的界限内。然而经过昨晚他忽然对自己起了疑心，在过去两周里真的对陈立的关照一无所觉吗，还是不知不觉自己也跨过了某道界线，让对方有了误解？

飞机在三万八千英尺的高空平稳飞行，他心里却像遭遇了气流，忐忑不安，十几个小时的航程，最终一个觉也没睡成。

下了飞机，老安德鲁从公民通道先行一步，陶郁在外国人入境处排了将近一小时，才取行李到达接机大厅。此时是芝加哥的傍晚，常征说过下午有手术，未必能来接他。打对方手机，果然又是无人接听，他无奈地拉着行李往地铁站走。

路过那个三年前吞了他钢镚又打不出去的投币电话，“故地重游”发现板子上似乎多了些涂鸦，他从包里掏出笔，在上面添了一行字——

“Lionowhere……”

有人从身后圈住他，轻声念了出来。

陶郁猛地地扭头看向来人，惊讶道：“你不是来不了吗？！”

“病人情况不稳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