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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不足之处。首先这里头对官员的工作计划规范并不足够明确,赵肃建议把每一个部门具体的职责分情况罗列出来,再根据各个事项制定具体的奖罚制度。譬如说一个知府,他今年需要巡视辖下所有县的百姓,再将每个县的情况上报,要主持府试,要征收赋税,要审理若干案件,那么如果他全部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包括银两和全国性通报褒奖,其中银两的奖励,则是从其它革职官员的俸禄里扣除,不需要朝廷再出一分钱。其次,考成法还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由上级下,工作计划的层层积压。如朝廷要求某地今年需要征收多少的税收,巡抚或按察使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下头的人,知府又分派给知县。以前的税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要求,朝廷担心老百姓负担过重,把赋税一降再降,低得不能再低,但即便这样,也有很多大户中户拖税漏税,官府也乐得清闲,收多收少没所谓,反正自己吃的是公粮,损失的是国家,但是现在不行了,税收得少了,今年“工作计划”没完成,大家都别想好过,所以知县感到压力很大,就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地主们,而地主们当然转嫁给佃户。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成法反倒可能失去它原来的优势,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在几十年后,一个叫黄宗羲的人,曾经总结过一条规律,说历朝历代的所谓赋税改革,每改革一次,老百姓的负担反而要相应地增加。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涉及到考成法的弊端,那就是考成法并没有按照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征税标准。无论是颗粒无收还是五谷丰登,全国只有一个统一的征税标准,这就容易造成灾荒之年,下面拿不出一粒粮食,但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还要强迫老百姓交出粮食。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在张居正死后,朝廷废除了考成法的重要原因,像王安石一样,张居正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却忽略了很多实际情况,而其他人只看到坏的一面,不由分说就把这个东西彻底废除。针对这个情况,赵肃又向内阁和皇帝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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