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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瀅道：“老臣以为有这种可能，皇上文治武功，四夷无不归附、天下无不安居乐业，万民皆求皇上万寿无疆，心怀歹匕者鲜也。”

    “这事俺就让你来查，在三司法挑几个人、在礼部挑几个你用起来顺手的，定要查出是不是那些人还没除干净。俺叫曹参传旨下去，你要看什么卷宗、提审什么人，叫他们都与你方便。”

    胡瀅干脆地答道：“臣谨遵圣旨。”

    朱棣提到建文的旧臣都不用诸如乱党逆臣之类的称呼，虽然成王败寇是铁律，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给建文安上乱党的由头，毕竟人家的位置是太祖朱元璋的意愿，相反朱棣自己才是逆臣，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阴影一直在他心里缠绕了二十余年，成为他的心病。为此他做了很多事，如在史书里将建文的年号删掉，试图消灭那几年的时间；派大明舰队远征最起初的目的也有这件事的因素。仿佛每个人都有一块心病，连强大的朱棣也未能免俗。

    密谈了没多久，胡瀅就从乾清宫走出来，明媚的阳光重新照耀在身上，他却没有感觉宽敞舒心，相反他觉得步子愈发沉重。

    这回召见的谈话内容也就只有宦官王狗儿等少数内侍知情，外面却不知道谈了些什么。皇帝找外臣密谈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正事都应该是正大光明的，至少参与决策的一个圈子应该知情；而胡瀅是少数人之一，他每次回京都会被皇帝密召，有时候连近侍都不知情。

    不过此事是瞒不住，因为他要找人辅助办事，要去干涉司法，显然是奉了皇帝旨意。

    构陷汉王究竟是不是太子本人或者他身边近臣的意思？如果确是，胡瀅感到压力很大，事情就会变成头尾不能相顾的局面；假如只是几个人为了表现自己才上那几道奏疏、太子并没有放弃隐忍低调，那这事就好办多了，不过给太子那边的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是难免的。有朝一日，太子本人对自己的感官是一回事，他身边那些信任的官吏又是一回事，影响也很重要。

    胡瀅回到礼部衙门没顾得上权衡，先着手风风火火地办起事来，既然已经答应了皇帝就不好怠工。他先在礼部找来副手王启年，此人是批注官，因为当初提拔他为正五品礼部员外郎时那个位置上已经有人了，所以就批注一个位置，平时很少管礼部本衙门的事，一开始是负责联络僧録司那边的排查工作，后来成了胡瀅的助手；按理礼部侍郎才是他的副手，但侍郎管不了密访“张真人”的事，王启年才是这里面的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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